中国人如何出卖自我，然后干掉道德和人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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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如何出卖自我，然后干掉道德和人性

　　作者:石勇   2012-12-07 00:33 星期五 晴

　　一个寒酸的农村老人，去他含辛茹苦地培养出来的儿子所在的大城市，想看一下孙子，结果儿子带着他在街上晃，并没有让他进家。网上有声音为这个“不孝”的儿子辩护：“这个老东西，不经儿子同意就想去见孙子，懂得尊重他儿子的权利吗？”

　　这个真实的故事是让人痛苦的。但它提出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没有道德的事情，人们做起来越来越理直气壮了？

　　把问题转换一下就是：如果一个人为了利益或别的东西，把他的自我，甚至是良知、人性都出卖了，或认同于别人这么做，那伴随着这一事件的发生，在他的内心里，会发生什么？他会做些什么来回应这一内心的事件？

　　答案很清楚：在内心深处，这么做在道德上是错的，他会受到自我的谴责，会有罪孽感。而这样一来，他在心理上就很难活下去。于是，一种叫做“理性化”的心理保护机制启动，他会找出各种理由来为自己辩护，自我同情。而为别人辩护，在心理上，其功能相当于是为自己的类似行为辩护——前面的那种声音就是如此。

　　今天的中国社会，已进入一个人们越来越难以坚守自我、良知、人性的时代。几乎每一件在道德上、法律上按常理来说是错的事情，一些人总能找出为之辩护的理由，强迫自己相信，以及希望别人理解，自己这样干是没有办法，甚至本身就是对的。相应地，理性化的心理保护机制，也被放大成了一种合理化各种在道德上错误的行为的社会选择，一种“集体无意识”。

　　两个版本

　　理性化论证是一种歪理，而歪理有两个版本，可以称之为1.0版本、2.0版本。

　　1.0的原始版本大致对应于古希腊的那种“诡辩”，即构造一个逻辑陷阱诱“蠢货”上当，用“逻辑”的形式颠覆常识常理。

　　它是一帮“智者”发明的，最经典的，可能是芝诺的那几个诡辩，比如“一物体永远不能由此及彼”——据说他一边从房间的这一头踱到那一头，一边念念有词：物体永远不能由此及彼！

　　芝诺这样论证：假设某物体要从A到达B，则它必须先经过AB的中点C，而要到达C，则又必须先经过AC的中点D……如此以至无穷，所以它永远到不了B。其实根本就无法迈步。

　　这个论证，从逻辑上看似无懈可击，但与经验事实不符。有人看不出其中奥妙，于是自作聪明地得出结论，说符合逻辑并不一定符合事实。更有些人运用数学知识，搞出一长串惊心动魄的符号公式去对这个“诡辩”进行破解。

　　其实芝诺不过是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：本来问的是从A到B的“距离”问题，而两点之间一确定，已经作为前提条件蕴涵了它是有限的，因此“一物体永远不能由此及彼”命题为假，但他偷换成了对AB线段的“切割”——对有限距离的切割逻辑上导向的是无限。这本来就违反逻辑上的同一律了。

　　“诡辩”更多是一种智力游戏。但稍加改造，那就具有忽悠他人和自我辩护的功能了。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它就创造出了很多花样，比较著名的，当数“你和他讲道理，他和你耍流氓；你和他耍流氓，他和你讲法制；你和他讲法制，他和你讲政治；你和他讲政治，他和你讲国情”。

　　这是某些官人的玩法。民众在这方面当然也毫不逊色。常见这种情况：当你指控某微博大V说谎，或玩双重标准时，立马就有他的“脑残粉”跳出来，说权力说谎你怎么不去指控？他们好像理解不了，大V说谎和权力说谎是两个逻辑上独立的事件。而别人错了并不是你也可以错的理由，或可以由此而免于被指控。

　　2.0版本比1.0版本高级多了。它并不仅仅诉诸于对逻辑的违反，同时还采取了各种理性化论证的策略，即用某套话语，试图去吻合我们的某种观念、内心需要，社会背景，从而在心理上影响我们对某一事件的价值判断。它的伟大抱负，就是解构掉我们打算用来谴责一个出现自我、良知、人性的人的道德观念。这件事如果干成功了，一个人就可以逃避内心自我和外在道德的谴责。

　　例子不胜枚举。前面那种用“权利”来为“不孝”辩护就是。范跑跑当年玩的“真小人强过伪君子”也是。一个人干了一件无良的事，用“我没有错，错的是体制和社会”来辩护更是。

　　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心理效果

　　以用“权利”话语来为“不孝”进行理性化论证为例。父子关系，以及父亲辛辛苦苦地培养儿子读大学然后在城市安家，已经逻辑地蕴涵着儿子对父亲有“尊重”、“满足某些合理意愿”的道德义务，包括去看孙子。不满足这些，等于是推卸自己的道德义务。在心理上，这是对自我、良知的出卖。

　　当然，父子关系也可以抽掉道德属性，界定于契约意义上的权利关系。然而，在这一语境中，在逻辑上，无法导向用“权利”来规范彼此的关系。如果“权利”非要插一脚进来，父亲要看望孙子的道德分量，也足以压倒儿子的权利（要他同意）的道德分量。这意味着，在道德上，儿子或旁边人并不能合理地用“权利”来拒绝父亲的这一要求。

　　那为什么要用“权利”来辩护呢？这就是理性化论证所要达到的心理效果。当一个人用“权利”这一具有道德号召力的话语来振振有词时，就可以让自己成功地从“道德”的语境中逃离。他钻进了“权利”话语的保护壳里，从而，借助于“权利”话语本身的合理性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合理化。

　　理性化论证具有类似于瘟疫一样的感染力，如果很多人碰巧也活得压抑，身不由已，在道德上具有负罪感，急需自我辩护，那就一呼百应。

　　对于人来说，理性具有最大的说服力，因为它不是诉诸于自我暗示、自我强迫，而是诉诸于逻辑及价值。苏格拉底之所以在死时都如此淡定，依赖的，就是理性的强大力量。理性化论证本质上就是想学理性那样玩。但它当然不是理性，恰恰相反，用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的话说，它只是“理性的赝品”。

　　理性对应于逻辑，对应于人对某种有助于他发展和捍卫自我的价值的坚守，而理性化论证看起来是用头脑在说话，在表达某种价值，但其实，所说出的那些话，主要是内心的各种欲望、罪恶感等在说，他对某种价值的表达仅仅是对内心欲望和罪恶感等的一种包装。看起来他是在说给别人听，其实是说给自己听。就是说，一个人在进行理性化论证时所说的那些话，只是一种心理语言，他携带了太多人格上的东西。

　　无一例外，理性化证论在具体的语境中，都违反逻辑。而违反逻辑，也就意味着思维的混乱，同时，思维的混乱，往往又是心理的紊乱。理性化证论实际上把一个想要自我辩护的人给出卖了。

　　社会后果

　　理性化论证是如何成为社会选择和“集体无意识”的呢？

　　一个社会为了维护它的运转，总是要发展某种社会性格，社会心理机制，让人们主动去做什么，不去做什么。比如，在今天，就很需要一种“受虐狂”，哪怕处于利益食物链的最低端，也能够对社会秩序保持认同，坚持认为自己“很幸福”。

　　但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、社会结构，出现了三个后果，这一招就不灵了，而且，会必然导致理性化论证的发生。

　　一是贫富悬殊，对资源的分配很不合理，无法通过人们心理上合理性的检验，同时人们对社会价值排序较高的东西，比如权力、金钱，在心理上艳羡、屈从；二是社会对一个人的压抑，更多地是在维护某个权力—利益秩序，像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讲的，是一种“过度压抑”，它引发了人们的破坏性反应；三是在某种制度安排、利益结构和人际关系中，一个人要获取利益，甚至仅仅是为了生存，往往要付出违背内心的代价。

　　三管齐下，问题就来了。很多人会有被剥夺感，但无法反抗，于是，在心理的受挫中，便放大为被迫害感，并且强迫自己具有“被迫害妄想”。因为保持被迫害妄想，可以让自己有正义感，心理上能够对外攻击，从而得到一点心理优势，以便自我同情，能够在心理上活下去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让一个人说服自己，这个世界坏透了，很多人对不起我，我也可以坏。

　　而这一点，同样也发生在那些看起来在利益上也没有被剥夺的人身上，因为他们进入某个利益结构，要付出内心被破坏的代价，因此也会有“被迫害感”，也会觉得很多人对不起他，他也需要采用一套话语来自我同情，并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提供辩护。而一旦这样，理性化论证也就被召唤出来。

　　这其实是中国社会越来越是非不分的一个秘密，因为进行一次理性化论证，就把道德底标准往下拉一次，不断逼近底线，直到颠覆。而同时，它也会加剧一个人和社会的病态，因为一个出卖自我、良知、人性的人，必然想着要去干掉道德，但反过来，道德也会干掉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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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外人性都一个样
社会环境使然